也被视为影响国家强弱的重要因素，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
要很好地约束警察权力，就必须分割警察权力。香港警监会是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独立组织，专门负责监察和覆检投诉警察个案。
除了监察每宗投诉的结果外，警监会还会检讨投诉警察科的整体工作程序，研究警务人员何种行为引致市民投诉的统计资料，指出任何导致投诉或在将来可能引起投诉的警方工作程序漏洞，并向香港警务处长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出建议。同时，法律要大幅度提高国家赔偿额，增加精神损害赔偿。另据发表报道的《东方今报》称，当地警方至今仍在封锁消息。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，即警察权的制约。阿克顿勋爵的警世通言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，人们已耳熟能详。
警察拥有的行政处罚决定权应被改造成申请权，警察对任何公民进行处罚，都只能申请，而由法院做出最终决定。中国大陆已经设立了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、电监会，其实最该建立的是警监会。被害者对策的終极目的是给那些被称为被遗忘的人们(forgotten persons)的被害者带来一线光明，创造出善待被害者的社会。
在日本，以这些事件为契机，人们对被害者過、遇到的问题的关心一下子高涨了起来。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司法正义观正在发生变化，以及对司法改革的诉求。在伴随着犯罪、青少年犯罪的增加而为大量的处理而烦恼的欧美各国，这个理论所以对政策担当者具有魅力，正是因为这个。此外，被害者学有一个很大的课题是，对于被害者和死者家属，该给予什么样的权利？需要如何补偿、如何保护？也因此，为了要让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制定出那样的制度，有必要搞明白被害者的实态、將加害者的权利和被害者的权利加以比较，弄明白被害者的权利是怎样地受到了忽视。
事实上，始于肯尼迪时代的将重点放在社会政策(如贫困政策)上来对付犯罪问题的努力，在进入70年代以后，其效果已经受到质疑，美国的犯罪政第已经发生了大的转换，即朝着重罚化方向转变如果这样，那么道德权利看起来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之中：道德权利或者系于人们的道德实践，或者系于人们的道德思考。
说自然权利是独立于制度的，这意味着它的存在不依赖于制度的规定。（2）某个人的某种利益是使其他人负有某种义务的充足理由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为权利创建一种更好的理论解释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这条权利的普遍法则是什么？康德对这条普遍法则是这样表述的：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：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，根据一条普遍法则，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。
也就是说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价值上，自然权利都具有优先性。在某些国家，法律权利也可能来自法院的司法判决。而且，他自己像其他人那样自愿接受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约束，这也是合理的。自然权利在逻辑上是先于制度性权利的，正如自然状态在逻辑上先于国家。
古典利益理论的代表是边沁，而当代利益理论的代表是拉兹。某些由法律直接确认的权利是基本的，而某些法律权利是从这些基本的权利推论出来的，在这种意义上，它们是派生的权利。
边沁的古典利益理论有两个明显的局限。一般而言，法律权利有三个来源，而任何一种法律权利都可能以其中之一为基础。
最后，自然权利理论缺乏论证。法律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，并且是通过法律强制实行的。最后，在自由行为与自由行为的相互关系中，权利关心的东西不是行为的动机或内容，而是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。古典意志理论的代表是康德，而当代选择理论的代表是哈特。也就是说，到底人拥有什么自然权利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。而且，这些权利使其他人处于某种义务之下，比如说对于基本的自由权，其他人负有不得干涉的义务。
也就是说，根据意志理论对权利的解释，它所保护的只是一些不重要的、可放弃的低级利益，而不能保护至关重要的、不可放弃的高级利益。但是到了19世纪，哲学风气为之一变，经验主义开始流行，形而上学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力量。
契约主义在这种解释中发挥了两种功能：首先，它在幸福与权利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，从而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把自由、平等和生存等视为基本的道德权利。从逻辑来说，因为某些道德权利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法律才把它们确立为法律权利，来加以特别的保护。
最后，把权利视为自然的，这意味着这些权利内在于所有人的自然本性之中，因此，它们是不可剥夺的。幸福是权利的基础，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。
这种更好的理论解释就是后果主义的契约论。契约主义能够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，即如果通过契约主义程序选择出来的道德权利是公平的，那么所有人都负有与这些权利相对应的义务，也都应该按照这些义务要求的那样去行事。最后，利益理论的支持者会提出这样一种针锋相对的批评：我们可以把人的利益分为两种，即至关重要的利益与微不足道的利益，前者如生命和自由，后者如一袋面包或一件衣物。对于利益理论，权利是为利益服务的。
但是公平地说，这个问题也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，因为即使婴儿、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没有相应的权利，但是其他人有以某种正当方式对待他们的义务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拥有三种自然权利，即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财产权。
、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出充分的论证，更没有提出足以支撑自然权利理论的理由。自然权利理论之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，这是因为它具有一些明显优点。
甚至在更容易理解的事情上，如安乐死和堕胎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，也都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。古典的意志理论按照人的意志行动来解释权利，而当代的意志理论按照人的选择能力来解释权利。
让我们依次对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加以解释和分析。如果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不可放弃的和不可剥夺的，那么选择理论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。这样的思考和推理使他得出一个结论，自由是基本的道德权利，其他人有不得干涉自由的义务。相对于法律权利，道德权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拥有优先性：从历史来说，存在一个从道德权利转变为法律权利的过程，即现在的主要法律权利在过去曾属于道德权利。
什么是道德权利？人们拥有哪些道德权利？道德权利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？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存在大量的争论，然而似乎还没有明确的答案。但是，权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张王牌？这需要政治哲学家、道德哲学家或法哲学家来论证，来给出支持的理由。
比如说，某种法律权利（如蓄奴权）从法源来说是合法的（它基于某个国家的法律），但是从道德的观点看，确立这种权利的法律本身却是不正义的。也就是说，从幸福的基础出发，这个中间环节能够规定人拥有什么道德权利或哪些道德权利。
另一方面，某种义务的履行可能会使很多人而非某个人受益，即义务与权利并非一对一的关系。在这样的场合，主张利益是权利的基础，或者权利是为利益服务的，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。
